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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章首发于唧唧堂网站，解析研究人Jie Zhou｜审校编辑｜Runsong

本文是对《教学人员研究产量：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同事相比他人出版地更多》（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why do some of our colleagues publish more than others? ）一文的论文解析。本文于2011年发表于《政治科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期刊，作者为爱荷华大学的 Vicki L. Hesli 和 Jae Mook Lee。

研究背景

教学人员的研究产量不仅会影响学者个人在学术界的成就和名声，同时也会影响学院部门和机构的威望。出版量是影响教学人员的行为评估、研究评奖、晋升和收入的重要因素。“发表或出局”（publish or perish）这一短语便生动形象地强调了研究产量对学术生涯的重要性。另外，个人地位（作为学术界的少数群体，如，作为一个未被充分代表的种族群体的一员，作为以男性为主导的专业中的女性）是否会影响他/她的发表能力或发表偏好之类的问题总是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以往的大多数相关研究多在其他学科间进行。因此，本文的目的之一便是探寻现有的对关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产量的研究是否在政治科学领域内同样适用。

研究问题

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对政治科学家来说，什么因素会导致其学术研究出版的高产或低产？

数据来源及自变量

我们的结论基于一份2009年由APS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赞助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的回答者是从美国所有政治科学学院的全部教学人员中抽取的样本，共计1399人。

根据以往的研究，人口特征 (Demographic）, 家庭 (Family-related factors），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s)，工作环境(working environment)以及一些专业变量(professional variables)会影响学术产量(见表格 Reference)。

在人口特征上，性别这一变量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学术产量更少。这里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任何可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研究水平或训练的环境或个人因素，比如学者所在学院或机构的排名。机会成本这一变量指的是花费在教学或者服务上的时间。考虑到时间的优先性，由雇用单位分配的教学或行政任务会影响其研究产量。而现有的工作环境，指文化和资源可供性，考察的是其所在学院和机构的特征。专业变量包含一些个人学术生涯的成就，比如其参与的学术项目的等级。

用以解释学术研究产量的理论也随着其研究的变量而不同。诸如行为强化理论（Behaviral Reinforcement theory），投资-刺激模型（investment-motivated model）, 消耗-刺激模型（consumption-motivated model）,累积优势理论（accumulative advantage theory）,激励理论（motivational theory）等等。

除了自变量、支持理论的不同，学者们对因变量，即研究产量或研究输出（research productivity，or output）的测量方式也有所差异。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学者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发表在相关的学术或专业期刊上的所有文章数量作为因变量。同时我们也考察包括期刊文章、专著、专著章节、编著等的综合成果。最后我们创建了一个模型，以专著和专著章节为控制变量，评估所有发表的文章的总数目。

描述性分析

在共计1399位调查对象中，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发表量，学者毕业学院排名越高、学者教学负担越小、所处环境越好（体现在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的项目）、现有职称越高（专业成就），发表量越大。（见Table 2）

通过对多变量进行OLS回归，对三个层面的数据进行考察。首先是简单运用其全部职业生涯中发表的学术或专业期刊论文的所有数目的原始数据。第二层面是将问卷中的缺失值标记为0。第三层面是采用了Fox 和Milbourne的方法（1999，256），在原始数据值加一的基础上取对数转置成新的数据，以帮助使得数据分布更加趋进正态分布。

模型一仅包含人口特征和家庭因素，其中性别和子女数量具有显著性。女性相比于男性发表量更少，而伴随着个人子女数量的上升，其发表数量也在上升。

模型二加入了对人力资本的考察，随着教学成员获博士学位的项目的等级的上升，其发表数量也随之上升，花费越短时间完成博士学位，发表数目越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模型二相较于模型一失去了近225个案例，主要是因为这些调查对象无法回答“你是哪一年里获得博士学位”这一问题。

模型三运用了与模型二一样的模型组，但是使用的数据是全部样本量（N=1399）。相比于模型二，所有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发表量的影响都更加显著。尤其是在婚姻状况上。因此，女性相比于男性发表更少的文章，而已婚人士相比于单身、离婚或独身者发表更多。此外，在模型三中，我们还加入了机会成本的变量，因缺失值缘故，失去108个案例。从结果来看，沉重的教学负担的确会影响学术发表，当学者承担的新课程越多时，他们发表的文章就越少。当用估算数填补缺失值从而将所有调查对象都考察在内时，高教学负担与低发表量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新课程准备与发表量之间同样呈现负相关关系。

模型四加入了工作环境这一变量，结果显示人们对学院的“生态”评价越高（如，友好的、尊重的、合作的），其发表量越低。这一结果在填补缺失值后更加显著。部门合作（department collegiality）与研究产量（research productivity）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同时，学者可获得的资源越多，文章发表量越大。而通过原始数据与填补缺失值数据的对比，发现在私有组织而非公共组织的学者们发表更多文章。

模型五包含了一些专业性的变量。最后这一个模型十分有力，它解释了发表文章数量中的44%。在一些分领域中，没有发现因领域不同而呈现的在发表上的显著差异。但是，随着学位上升以及参与学术会议次数的上升，学术发表量也在上升。

接着我们加入学者专著、编著及专著章节作为控制变量再次测验模型三、四、五。我们的结论验证了Maske, Durden和Gaynor的研究结果，即在文章发表和专著发表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文章发表与专著、编著、专著章节间的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为 .640）。也就是说，文章发表及专著发表并不会互相分散，反而是互相强化。

晋升和出版数量学术界紧密联系，因此我们将样本根据职称排名(正教授、副教授、助教)分类，并评估在各排名内影响出版量的因素。在不同的职称等级中，我们发现一些异同点。如，资源拥有量与出版数量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所有等级的学者中都存在，较大的教学负担对出版量的决定性影响只体现在助教和副教授中，“建议”这一因素只对正教授的出版量有影响。同时，在私有机构工作与高出版量之间的强关系只在助教和正教授间显著，对副教授则没有显著影响。是否被一个有博士学位授予项目的学院聘任对出版量的影响只体现在正副教授上，而对助教没有影响。

讨论

少数群体是否是例外？

在人口特征上，美国政治科学学院中的女性学者相比于男性学者更少出版，这一特点在各职称等级均成立。对此，有很多解释：女性学者更不可能当选委员会主席或获得那些可以帮助增加更多出版量的资源；女性在“指导”（mentoring）这一环节上相比男性教学人员花费更多时间；女性学者花费更多时间在家务和儿童教育上等。

在按照职称等级划分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在自我认知为少数群体与出版量之间发现任何关系。至少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少数群体并没有更可能或更不可能获得博士学位、结婚或生小孩。少数或非少数学者拥有几乎相同的教学负担。

参考文献：

Hesli, V. L., & Lee, J. M. (2011). 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why do some of our colleagues publish more than other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44(2), 39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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