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家、上述报告的合著者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说：“我们注意到，U型形态这种心绪低落的情况在调查中反复出现，人到中年的低谷期肯定存在。”

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并不承认“中年危机”这种现象的存在。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心理学和脑科学教授苏珊·克劳斯·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rne)表示：“我在一两年前就曾围绕这个问题和奥斯瓦尔德有过小小的争执，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成年人的发展轨迹，我从未发现年龄和人的心理有哪些确实的联系，你可以说什么中年危机或者青年危机，但无论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都不能把这归罪于年龄。”

与奥斯瓦尔德合著完成上述报告的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布兰克弗劳(David Blanchflower)说到：“我不懂为什么有些心理学家不承认中年危机的存在，事实就摆在那里，我们所做的无非是用数据加以佐证。”

惠特伯恩对此回应道：“我不懂他们为何如此笃定，他们是经济学家，如果我用心理学分析指标去标注经济，那会有怎样的结果？”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不完全是学术上的。除了传统的经济学要素，社会福祉也越来越成为政府决策乃至商业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这是因为人们应该感到幸福，也是因为幸福常常伴随着健康和高产，而这两者都对经济有益。

不止是联合国，小国不丹对幸福也有研究。从2011年开始，英国开始进行全国性幸福度调查，希望有朝一日，就像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数据一样，能够用国民的普遍感受来指导政府政策的制定。美国政府还没有这方面的调查，但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自1972年起就一直在进行与幸福感有关的社会普查。

“事实就摆在那里，我们所做的无非是用数据加以佐证。”

对于政府和商界如何对待他们的研究结果，奥斯瓦尔德和布兰克弗劳很快回答道，这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但是这项研究可以对鸦片上瘾或如何降低自杀率等公共健康政策有所帮助（两位教授目前对于中年人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情况很感兴趣）。布兰克弗劳说： “我们关心的只是整个国家的福祉，幸福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年危机”这一说法最早源自上世纪60年代，它是加拿大心理学家艾略特·雅克(Elliott Jaques)最先提出来的。雅克当时在对包括莫扎特、拉斐尔和高更等310位艺术家的创作习惯研究时发现他们身上的某点共性：当他们进入35岁左右的时期，他们的艺术创作开始下降。其中一些人出现抑郁，甚至有几位选择了自杀。艾略特随即在自己的客户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现象。随着人们步入中年，很多人都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轨道已经定型，并因此对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越发感到惶恐。

奥斯瓦尔德和布兰克弗劳指出，当人到中年时，他们的幸福感似乎确实出现明显下降。他们的发现非常直白：即使考虑到职场地位、婚姻、财富、种族、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子女等因素，这几十年来受访者对于满意度的感受的确呈下降态势。换句话说，对20来岁的人来说，人生是那么的精彩，而到了30来岁，生活就不再那么多姿多彩，而对于40岁-50岁的中年人来讲，生活开始显得有些阴暗。的确，无论男女，无论是绝经还是其他什么，他们都经历到了那种心绪低落的时刻。奥斯瓦尔德说：“总的来说，我们只是希望人们明白这种情况会发生，而至于它如何影响人们的工作、婚姻以及经济活动，我们还不全清楚。”

这一低谷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年人痛恨他们的生活。事实上，2010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一个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总的来说，你对你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从1到4排列,4 为非常满意），21岁左右的年轻人的答案平均为3.75，而近50岁年龄组的得分只是略低于3.5。这一结果并不算差。

奥斯瓦尔德和布兰克弗劳在过去10多年中一直对与年龄有关的幸福感进行研究。他们针对这一话题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在2004年，当时论文认定的人生最低点是男性37岁，女性41岁。他们当时在报告中说：“甚至在心理学范畴，也无法给出解释。”2008年发表的另一份论文重复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发现，并再一次指出“对于什么引起了这一显而易见的U型曲线，我们并不清楚。”

惠特伯恩说：“10年前自杀率最高的年龄组发生在75岁至84岁的男性白人身上，我很难称之为中年危机。”

到头来，两派的观点可能都有正确的地方。奥斯瓦尔德和布兰克弗劳所说的“心绪低落”未必代表雅克在上世纪60年代理论化了的“生存焦虑”，而是反映了当代成年人普遍经历的副作用。这种低落发生在人们工作的黄金年龄时期，也是大多数人结婚、组建家庭、申请抵押贷款或经历离婚或失业等意外打击的时期。

所谓的“中年低谷”也可以见诸其他很多研究之中，包括一家英国人力资源公司近期发布的一项报告，即35岁至55岁的人更有可能痛恨自己的工作。2005年美国家庭与工作关系研究所(Families and Work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40至55岁的人更可能感到操劳过度，但报告指出，他们的这种感受源于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压力，而不是年龄。

如果说奥斯瓦尔德和布兰克弗劳的研究说明了什么，那么只能说它是给千禧一代感同身受的一点附以了数据佐证，那就是：“成人不易”。

编辑：耿川迪、黄琬钧

翻译：吴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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