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塞西尔·比顿，英国著名时尚摄影师，拍摄过玛丽莲·梦露，与葛丽泰·嘉宝谈过恋爱，还是英国皇室的御用摄影师。

他 1904 年出生于富有之家，从小对摄影情有独钟。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来到这个在小说里读过的神秘国度。图为塞西尔·比顿 1944 年在中国的留影。

此时，中国就在他的脚下。这些未被占领的地方，大多在山区，很穷很落后。塞西尔·比顿对中国军人的坚韧和中国平民的顽强感到极大震惊。

他看到，装备匮乏、供给严重不足的中国军队面对的却是最顽固、装备精良的日本军人。图为中国军人，地点不详。

1944 年 4 月 25 日，塞西尔·比顿在位于浙江丽水的一个叫碧湖的小镇，观摩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的一场演习。

这个训练团 1938 年 1 月在碧湖开班，全团最多时共三千余人。作家金庸 15 岁时曾在此接受训练。图为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的学员。

塞西尔·比顿观摩的这场演习有一千多军人参加。官方说这些军人平均年龄 20 岁，但是在比顿看来，他们都好像还是孩子。他们穿着低劣材料制成的服装，穿着草鞋，按照欧洲军团的标准，这些孩子的动作似乎不那么到位。图为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的学员。

但是，这些少年的演习还是很壮观。他们上上下下爬山、点燃雷管、打靶、开枪射击，看起来个个精神抖擞，充满热情。图为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的学员。

在成都期间，塞西尔·比顿到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观，当时的教育长万耀煌为迎接蒋介石的到来，安排了一场阅兵演练。图为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在进行阅兵。他们戴的是德式钢盔。1944 年春，军校曾代训两期青年远征军教导团学员。

这场演习，数以千计的军人参加，包括骑兵、步兵、女童子军和男童子军。图为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阅兵式中的女童子军。

在昆明，比顿拜访了“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比顿认为如果没有陈纳德的贡献，远东战场可能会很糟。陈纳德的工作并不容易，他经常缺少飞机、物资供给以及必要的合作。图为陈纳德（右）与英国将军 Gordon Grimsdale 合影。

在塞西尔·比顿的眼中，宋庆龄是重庆最受欢迎的女人。她和蔼、真诚、无畏，将中国的安宁和繁荣放在心上。她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潜力和不足。她住在一栋小别墅里，干净整洁，房间里还摆放着挚友赠送的花束。图为宋庆龄在重庆。

比顿曾在重庆拍摄了一次各省省长和行政院各部长都参加的会议。那一天他早晨 7 点之前就到达会场，看到休息室里都是人，有人喝茶有人读报。他多次被问及是否能听懂汉语，如果能听懂，就要离开会场，因为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图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会议上。

在塞西尔·比顿的镜头里，有各种各样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在战时都有无限的耐心，不断与沮丧和绝望的情绪作斗争。在面对灾难时，他们的精神坚不可摧。这位老人名为周钟岳，云南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总统府资政。

在战时中国，中国的装备尤其是重武器、交通工具和各种药品都眼中缺乏。中国人想尽了办法。随着日本人的逼近，中国人拆了铁轨制成武器，缺少汽油，汽车就使用酒精作为燃料。图为重庆，一名为军队服务的演员。

因为习惯了灾难，中国平民从来不担心未来；习惯了承受，他们将个人的灾难视为宿命。即使家当全被冲走，洪水一旦退去，他们便开始重新工作；城镇被炸毁，防空警报尚未解除，他们已开始重建家园。这就是比顿认识的中国人。图为浙江的一名警察。

这些坚韧的力量构成了对日本侵略军的威胁。在七年战争里，更多的人把注意力放在重建家园和陪伴家人上。只有职业政治家才关心政治。图为寺庙里的少年。

重庆早在 1937 年就成为战时陪都，这座城市由于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到来，人口激增。重庆还经历了五年半的大轰炸。图为重庆的消防员。

在抗战后方，医院的药品供给不足，很多受伤的士兵和生病的平民都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图为成都的加拿大教会医院，一位母亲陪伴在她生病的儿子身边。

在成都，塞西尔·比顿听说了很多“生活的艺术”。闲暇是少有的，很少有人能过上舒服的日子。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昆明，物价都极贵，人们离体面的生活相去甚远。图为成都，一个拿扇子遮阳的小男孩。

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流民。1944 年 5 月 10 日，塞西尔·比顿到达长沙的时候，长沙已经经历过三次会战，第三次会战中国取得胜利，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图为长沙，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在穷人救助站。

为了防止回归热疾病的大规模发生，长沙市的卫生部门试图安排每一个经过长沙的士兵都能洗一次澡，并且高温消毒他们的衣物，但事实上没有足够的基金支持找到充足的燃料。很快，日本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就将打到长沙。图为长沙穷人救助站的一名妇女。

成都，在阳光和阴影里的男人。

中国东南，坐在轮渡上的男子。

成都，手工做面条的中国人正在把面条晒干。

成都街头看相机镜头的人们。

成都的茶馆。

成都，一名中国手艺人在制作美国国旗。他的身后分别挂着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和苏联国旗。

成都，店主和他卖酒的小店。即使在战争年代，“茅台酒”也是招牌。

重庆，四个扛着行李的“棒棒”。

塞西尔·比顿在中国拍摄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用这些照片为我们勾画了一副战争期间未被占领的中国图景。他说：“也许，通过某些照片，你能看到一个亘久不变的中国，她的本质和精神。”图为广西的一个村庄，河边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