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Vt为时期t的殖民地产出，其最小值为1，居民可以在殖民地进行投资，et∈（0，1），殖民地的高价值投资为VH，低价值投资为VL。

通过高价值投资（et = 1），经济产出为1 +VH；通过低价值投资（et = 0），经济产出为1。

令αti表示角色i在时期t所取得的Vt的份额。那么时期t的回报是：

因此，居民可以通过在此期间的高额投资，在给定的时期内产生更大的经济产出Vt，但其中一些产出可能被皇室官员、州长所占据。因此，如果e = 1，居民选取αS（1 +VH）。

另一方面，居民可以通过对殖民地的低投资为自己产生更安全的回报：当e = 0时，居民选取αS+ VL。

基于以上基准模型，作者分别对政治过程中的机构道德风险和实质动机进行了论证，本文将不过多阐述。

研究结果与原因讨论

作者认为，在帝国王权统治下，殖民地治理衍生出了机构代理问题。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合法性和安全性，以及产生经济产出的政治稳定性，要求一个具有绝对权力的州长。但在皇室的干预下，这种绝对权力成为了一柄双刃剑。我认为殖民地制度应被理解为针对这些机构问题的反应。

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范围，一个重要的机构问题是殖民地官员向当地居民随意滥征收费用。在这个问题的模式中，皇权的控制机制，主要是针对殖民地官员在控制租金提取方面的效力有限的威胁。这会造成当地居民减少对殖民地经济的投资。权力分立赋予了居民自由投资的权力，这使他们能够约束殖民地官员的某些行为，反过来可以增加居民的经济投资。因此，给居民赋予权力可以减轻皇室与殖民地官员就皇室最终利益的机构代理问题。

该模型表明，当居民的投资回报呈现中等且不是极高的情形时，权力分立便有其存在的必要。这使得成为17世纪的美国和18世纪的殖民地的权力分立的演变合理化。这种权力分立一直持续到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也由此从大英帝国的分权制度中继承了权力分立的思想，形成后来的三权分立。本文的贡献是确定支持该体制发展的皇室出发点，并探寻其战略性政治基础。更广泛地说，文章的论点在于，当自由主义机构有助于解决主权不能完全解决的机构问题时，主权国家便会支持自由主义机构的发展。

参考文献：

SEAN GAILMARD. (2017, August 13). Building a New Imperial State: The Strategic Foundations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1017/S00030554170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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