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画面很生动——压抑已久的诗人终于得到释放，马不停蹄地奔跑着，仿佛是宣泄，又更像是呐喊，告诉全世界自己的得意——但是，时论却认为：孟郊，小器！

所谓小器的评价，并不是因为他的疏狂，事实上，潇洒的狂人往往是广受喜爱的，李白在成功地逆袭之后，曾经放肆一笔，「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同样的张扬，却并不使人生厌，大概是因为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无比自信，气度不凡，令人折服。

而孟郊便是缺少了这种自信：既然已经高中进士，不再漂泊，长安风景已是囊中之物，又何必一日匆匆看尽？这种心态，仿佛旅行的过客，要赶紧和每一个景点都拍上一张照片；仿佛暴发户，有了钱赶紧买一辆跑车到街上去；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赶紧左看右看，生怕下一次就看不到了。

真正自信的做法，应当是雍容的，应当像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写的那样，「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缓辔而行，俯视万物，也从容接受旁人的注目。如果想像孟郊那样，想借此解开自己从前「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的心结，那也应当是「春风得意拂面来，细细品鉴长安花」，这才是从容而不小器的做法。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品论说：

批评稍微尖锐了些，以孟郊死于「溧阳尉」做为因果，也不算太合适，但大体说的总算不错，孟郊的得意确实给人以小器之感。

2，崔颢：最无礼的得意

崔颢以一首《黄鹤楼》闻名于世，被多人誉为「唐人七律第一」，也是目前所知的入选唐代诗歌选本最多的诗，可以想见当时的流行盛况。而崔颢虽然名满天下，名声却不算太好，传言他为人轻薄，有一次去谒见李邕，就吃了很尴尬的闭门羹。据《新唐书》载：

李邕时称李北海，是当时极有名的名士，也是个飘飘然不拘小节的人，但没想到前来拜谒的崔颢居然给他呈上了「十五嫁王昌」这样的艳词，不免也感到不受尊敬，进而愤恨而起、拂袖而去。这首给崔颢惹祸的诗全文如下：

全诗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寂寞少妇的闺怨。那么，在最显目的位置上呈上这样的诗，是要和名士李邕探讨些什么呢？这个做法确实十分不当。

这件事情相信并不是崔颢的一时疏忽，《新唐书》还提到崔颢「好蒱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完全是行为乖张、贪恋美色的浪荡子形象。崔颢一度和孟浩然、王昌龄齐名，而且在当时似乎比这两位还要更流行些，但他的不良形象终究影响了他作品的传播。

殷璠评价他说：「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这种深刻的转变，大概也是很多人对他的期望。

3，李白：最疏狂的得意

不感性不能称为诗人，诗人中向来不缺少疏狂的性格，但上文也曾提到了，疏狂并不仅仅是性格，它更是情商的集中体现。

罗隐说「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这只是直率，算不得疏狂；冯延巳「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也不是疏狂，只能是悲哀的心境、破罐子破摔。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随心所欲都叫疏狂，唯有飘逸而高妙的才是。

李白当然是疏狂的一位，他有「且放白鹿青崖间」、「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的飘逸，但我以为，在人群以外游山玩水还算不上什么，只有在碌碌人世之中游戏红尘才是真正的诗仙。所以他写得最让人会心一笑的诗句是这一首：

「著书独在金銮殿」，这个「独」字用得霸气，太白的得意之情，完全在这个第三人称视角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对于类似的辉煌时刻，杜甫也曾回顾过，他写的是「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就比太白要差一些了——老杜写得嘈嘈杂杂，仿佛是众人在瞧一件稀罕物，这是在借着「集贤学士」来抬自己的身价，但再高的身价又怎能比得上「金銮殿」三字？再者，若是真正珍贵的美玉，又何须劳驾俗人们纷纷围观？所以老杜的「围观」，倒不如太白的「独在」，老杜的「满」，倒不如太白的「空」。不落尘世却尽得风流，这便是太白的飘逸之处。

当然，更狂得出了格的还要数下面的两句，「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逆袭之得意心态自不必说，不过，此处如果写为「纷纷请谒为交欢」，语气也能稍有缓和，太白偏要用一个「却」字，讥笑之心溢于言表，恐怕也会得罪更多的人。但是，这种别人看不惯却无可奈何的样子，恐怕也正是太白所喜欢看到的。

4，白居易：最辛酸的得意

大多时候，白居易会给人以比较富足的形象，可能因为他经常写一些「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经常写一些闲适、自足的诗作。关于他的传言也不少，据《唐摭言》所载：

及第是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自然是大喜之事，而「十七人中最少年」，仿佛又脱颖而出了一次，当然值得得意。不过，这个传言却是假的。

种种资料表明，白居易二十七岁时并未中第，他自己便有诗云：「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显然是不曾拥有过这种少年得意的辉煌，而且因此而深感遗憾。

得意本来就是心情飞腾的表现，如此勃发之态，天然便带有少年属性。人到中年便成熟了，到老年便沉稳了，都不再适合年少轻狂的张扬，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不展愁眉欲三十」的心情了。而白居易现实中的人生旅途又是如何呢？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自述道：

从中我们知晓，白居易年幼时家贫，「十五六始知有进士」，又历尽诸般辛苦，二十七岁才开始乡试之旅。这一段经历，算不上糟糕，但随便一比就知道，它绝对是很平庸的经历。比白居易小一岁的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这样写道：

无论如何，白居易与少年得志是颇无缘分的，但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少年神童的梦想，怎么办呢？在《与元九书》的前半段，白居易也写了这样一段：

六七个月的婴儿，能够认得两个字，似乎比得到专门训练的猫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概实在没有可夸耀的资本，便只好有了这一段郑重其事的陈述，相比于骆宾王七岁能诗、李贺八岁成文的故事，实在是颇为心酸。

5，郑诗人：最欢乐的得意

有一句俗语，「今夜做梦也会笑」，形容这个人连做梦时也在延续白天的得意。而这样欢乐的场景，古今没什么不同。据《北里志》所载：

这个传言的主角也有说是郑谷的，具体情况已经难以考证了，总归是一个姓郑的人在平康里写下了这首欢乐的诗。

平康里是唐长安的一个街坊的名称，此处是专门的红灯区，所以也是妓院的代称；楚润是唐代名妓，名楚儿，字润娘，也是名妓的代称。这位郑姓诗人在登科之后极有兴致，又来此处来一个「小登科」，果然是懂得享受。

人逢喜事精神爽，在郑诗人的眼中，春天来了，处处都是闲行，楚润娘也比平日里别有情意，而自己在残梦中酒醒，似乎所有人都很在意自己，连忙上来巴结，一声声地唤着：状元郎，状元郎……

这一夜是郑诗人的最最得意之时，巴结着他的楚润娘则恐怕是逢场作戏、打算多攒点本钱罢了。不知似这等女子，平生得意之处又在何时呢？

据《北里志》记载，楚润娘是个才女，「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同时又是个有点小脾气的泼辣性格，「狂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迟暮之年被捕贼官郭锻纳为小妾，待她甚为狠毒。

所谓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读到这些令人不快的场景、这些无法摆脱的命运，似乎郑诗人的欢乐和得意也就算不得什么了。